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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有温州人，一如欧洲拥有犹太人。中国要走向世界，温州这支商业的野战部队战斗力是最强的。

“可怕”的温州人

中国要走向世界，温州这支商业的野战部队战斗力是最强的。

撰稿·杨 江(首席记者)

温州启示录

如果，你还在苦苦寻觅以发展私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个商业奇迹的秘笈，那么，很遗憾，你已经落后了。

血管里流着的是一样的华夏民族的血液，却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独特商业基因的温州人，对于商机的敏感固然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帮手。我们一直感叹，他们简直就是东方的犹太人，不过，“勤奋”、“务实”与“团结”，这几个听起来谁都懂得的道理，却是最终引领温州人率先摘取市场经济丰硕果实的关键要素。

差距就在这里，拥有更多知识背景支撑的我们，在智慧上未必落后于农耕草根起家的温州人，但相比他们，“勤奋”、“务实”、“团结”，这些似乎轻易就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却未必能够坚持。

因此，与其思考温州人为何能够成功，不如直接去思考温州人的意志为何如此坚定！

想一万条，不如扎扎实实做一条！温州民间俚语“低头拉车，抬头看路”，温州人的性格里，有一种输得起的精神，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很多成功的温商回顾他们的创业历程，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只要认准了一个方向，我就要走下去，再苦、再难，都不放弃。

金辉著书《可怕的温州人》，也有人著书分析温州商人的性格特征，说温州人“脸皮厚”，不管你怎么看他，不管你怎么折腾他，他就是死咬一个目标不放弃——我要赚你的钱！

多可怕，温州人不赚钱，谁赚钱？！

温州人的经验告诉他们，市场经济没有捷径，成功的路子只有一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因此，在改革开放前30年获得市场经济真经的第一代温州企业家告诫他们的子女那个千古流传的哲理——上苍总是眷顾勤奋的人。

我一直认为，温州人似乎就像我们的寓言，让我们在巨大的落差面前明白了古语的真谛。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末，温州一直在争议中行进，1985年，媒体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界开始关注并寻找温州精神。

研究温州，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温州人身上学到什么。

今天，在金融危机时代，如果，你还在忧虑这场金融海啸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而我们又该怎样迎接这个挑战，那么，很遗憾，你又一次落后了——当我们还在仅仅围绕着“危”消耗我们宝贵的脑细胞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在思考如何抓住“机”的问题了。

你看到的只是温州庞大的游资在不断回流，给你的留下的印象是连温州人也暂时收敛拳脚过冬了。

就像当初，过了若干年，我们突然惊愕地发现，温州人已经悄悄占据了经济领域的若干个制高点，现在，就像拳击运动一样，温州人虽然收起了拳头，但他们却是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出击。一部分温州人已经出动，收购难以为继的矿产、企业、烂尾楼……温州人在四处寻找“底部”。

出击！吃进！

若干年后，我们会不会又一次惊讶地发现，在金融危机带来的这个新的起跑点上，“历史的错误”在我们身上重演——迟钝的我们，又一次让温州人抢跑了？！

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人群，这确实是一个不能不让人佩服、有着特殊商业魅力的人群。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身上。勤奋、务实、团结，成功铺就了“从无到有”的创业道路，但“从有到大”，在这样一个知识型的社会，就不是仅靠勇气就能实现的了。

不差钱，就差文化的第一代温商已经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企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规模，面对国际化的挑战，草根出身的他们越加觉得吃力了。

温州人在行动——加快进行产业机构调整，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从浓厚家族企业色彩的企业向现代管理的企业迈进。

从企业家到企业化，这是温州人至关重要的转变。

历经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风雨洗礼的温州人，商业文化在传承的同时也有了新的拓展。

一个新的学习型的商会文化已经在上海温州商会中建立，并发扬至各地的温州商会。为了全面提升企业家的专业、人文与生活素养，沪上大批知名学者被请进温州商会讲坛。

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一批在上海取得成功的温州企业领袖，比如王均金、周星增、张文荣，不约而同开始热衷于捐资助学，甚至干脆直接在沪上办起了民营院校。

以我们对温州人先入为主的先期印象，我们认为办学当然潜藏着商机，尽管目前在民营教育产业的起步阶段可能需要企业家倒贴不少资金。

但不能就此怀疑投身教育与文化产业的温商的动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如何回报社会，现在是除了钱之外，温州企业家们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台风、雪灾、地震，屡屡灾难中，我们不断看到温州商人豪爽捐赠的身影。透过这些行动，我们看到温州人的公众形象在不断闪亮。

知识可以形成生产力，第一代温州商人正在蜕变，不差钱、不差文化的第二代温州人也已经登上舞台。

有了知识的力量，温州人将更加“可怕”。

话题回到眼下，6月11日，新一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球的近千名温州商业领袖们集聚黄浦江畔共商发展大计。

民营经济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被寄予重望，而温州的民营经济又被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晴雨表。

眼下的温州商界，“抱团”、“突围”是最热门的两个词语。

温州，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我们的方向与信心，因此，这场大会的召开尤为引人关注。

温州人在思考什么？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温州商会

关于商会

要了解温州人，把脉温州的商业文化，现年50岁的上海市工商联温州商会(简称“上海温州商会”)会长杨介生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这位温州商界公认的儒商与绝大多数温商一样，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的第一桶金是苦难，1980年，教师出身的杨介生怀揣着300元只身来沪，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一批在上海创业的温州商人。

近30年后的今天，在上海生活的温州人已经高达21万之多，所办的企业超过2万家，总投资金额超过2000多亿元，行业覆盖服装、制鞋、电器、机械制造、房地产、教育、贸易、航空等诸多领域，其中上海市民营百强企业中，温州商会的会员就占据了16席。

在这些温商中，杨介生是一个不多见的传奇人物，他亦儒亦商，从当初300元起家，到今天成为赫赫有名的上海锦丽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商业上的奇迹自然不必多述，在成功经商的同时，杨介生还兼任了华东师范大学等沪上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将他多年的经商之道传授给莘莘学子。

上海温州商会成立至今已有10年，杨介生连续担任了第二、第三届会长，他说，在上海的温州人是全球除温州本地以外温州人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体。“上海之所以如此吸引温州人，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综合魅力比较高！”杨介生说，对于温州人而言，上海是国内的一个制高点，在这个人才高地，温州企业可以吸纳到更多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高端人才，同时，依托上海，可以借船出海，加快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温州人看好上海，还因为上海的教育、治安环境，这对于他们培养企业接班人都有好处。”

目前，全球共有240万温州人分布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温州人戏言，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咱温州人。杨介生谈及温州特有的商会文化时说，仅国内，注册的地一级以上的温州商会就有178家，至于县一级的就更多了。

温州商会在温州人的商业行动中一直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杨介生分析，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温州人的团结。要经商就要整合资源，商会可以让大家更好地团结在一起，互通商机。“温州人之间的交往非常简单，大家一见面，觉得项目好，谈好各自利益就行，不用像外面那样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论证、谈判、法律程序。”

杨介生认为，这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合作文化，温州人不是生来就有钱的，在创业初期，温州人比很多地方的人都要贫穷，温州人到外面跑生意，订单拿回来了，却没有钱生产，怎么办？“温州人很早就明白，只有先把一个人搞上去，大家才能都有饭吃。”

于是，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便主动凑钱，帮助他尽快安排生产，这是温州最初民间融资一个非常有效也很普遍的方式，当然后来也衍生出了各种形式的抬会、标会。“虽然抬会、标会出过事情，但毕竟是极少数的，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这种融资方式，温州早期如果没有这个方式，也发展不起来！”杨介生说。

在前期发展中尝到了抱团的甜头，温州人因此逐步形成了合作的文化传统，之后就逐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商会。在商会的平台上，企业可以互相支持，你有什么项目不能做，可以分给有实力的同乡。杨介生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可以互相学习。他说，人发展到一定程度，自我感觉就会过于良好，企业内部无人敢说他，但是到了商会，都是老板，可以直言不讳，直接指出彼此发展、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企业发展集思广益，大有裨益。

身为文化人的杨介生一直看重文化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发展中，最成功的部分一定是文化在起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你说什么文化在起作用？那就是发展的文化，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胡锦涛讲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实际就是科学发展的问题。”

关于文化

当了6年的上海温州商会会长，杨介生说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率先在全国178家温州商会中，率先打造了一个学习型的商会文化。“这6年是温州人在上海发展最快的6年，我们始终把学习摆在商会文化的第一位！”

从2005年开始，上海温州商会启动“人文东方”系列讲座，杨介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促进两大价值的提升——一，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的价值；二，企业家从人的角度全面发展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普遍农民出身，金融、经济、管理等专业素养不够，而且人文素养、生活素养也不够，这三大素养的不够会阻碍企业的发展，你说，一个人文素养差的企业家，他的社会形象差、企业担当不够，他能有怎样的发展？”

在杨介生看来，温商既然来到上海，就等于一只脚跨上了国际的舞台，不能再把自己局限于温州企业家的范畴，“你就代表着中国的商人形象”。

温州人有一种豪气，想引领中国民营经济，这也是温商一直追求的目标，“没有国际化企业家的素养，如何实现企业国际化？！”

杨介生解释，温商距离自己的目标还有多远，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向不能搞错。“这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我觉得说温州人很有钱的人不少，但说温州人很喜欢学习的人不多。”

为提升企业家的“两大价值、三个素养”，商会请来了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知名学者朱学勤主讲商业文明，“生意人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工商文明，重商了不等于就文明了，企业家还有一个社会责任，明白了工商文明，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去努力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专家周国平感慨，他还是第一次被商会请来给企业家讲哲学。

杨介生介绍，讲座至今已经举行了10次，“通过不同领域的专家给企业家们充电”。

比如，对于财富和成功的概念，告诉企业家们，有了财富，不等于成功了，成功的内涵除了财富标准，还有人格是否高尚等精神层面的要求。“还有埋地雷的问题，给企业家敲警钟，不要在发展过程中越过道德底线、法律底线。”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上海温州商会请来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孙景尧教授，请他围绕灾难文化作了主题为《留得真爱在人间》的主题讲座。

孙景尧告诉在座的温商，在地震中所有的文学都在歌颂英雄与爱心人士，企业家要带头，关注弱势群体，回报社会，并唤起更多企业家投身爱心事业。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上海温商捐款登记在册的就有6600多万元。

“人文东方”讲坛开设之初，确实有不少温商觉得奇怪，商会不给大家提供商业信息，组织学习人文做什么？

“凡是与商业有关的，比如现代企业管理、金融危机方面的讲座，大家都感兴趣，可是很多人对人文就提不起精神。”杨介生回忆，很多温商都是小学文化，觉得这么深奥的文学、哲学听着就头大，但是来到讲座，听着听着就入迷了。

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吴晓明在讲座上剖析了“什么叫科学技术，什么叫人文素养”的问题。鉴于听课企业家的知识背景，吴晓明不能讲得太深奥，他用一两句话就深入浅出概括出了这两个问题的核心。

吴晓明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人没有钱，他去偷东西，比如偷银行，这需要工具，否则打不开，这就是技术问题。

大家又问，那你的人文体系呢？“很简单，你没有钱，要不要打开银行，你决定打开还是不打开就属于人文素养问题。”

杨介生看到企业家们豁然开朗，觉得很高兴，“解决了企业家的方向问题”。商会就是要这样引导企业家去思考做人做事的底线。

“温州一些企业早期发展过程中忽略了一些底线问题，确实损害了温州人的形象。一个高素养的企业家才能赢得社会的承认。”杨介生认为。

受永嘉学派中利与义两者关系的影响，温州人一直存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意识，杨介生说，温州人出手一直很大方，这一点从他们对待亲朋好友的方式可见一斑。“现在通过专家的表述，让他们更加系统、深入、具体地明白，什么叫爱，什么叫社会责任，什么叫财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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